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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7th Congress of the CPC:princelings mean legitimacy十七大人事 太子党是合法性的来源?

October 24th, 2007 by kabasa

Xi Jinping is a princeling, whose father is elder Xi Zhongxun, set as heir presumptive to Hu Jintao.

The new 25-strong politburo includes Bo Xilai, the trade minister and son of Bo Yibo, one of the eight “immortals” who ran China with Deng Xiaoping.

Liu Yandong’s father, Liu Ruilong,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Li Yuanchao’s father, Li Gancheng, was vice mayor of Shanghai.

Wang Qishan, a “princeling” son-in-law of late vice premier Yao Yilin.

Zhou Yongkang’s father,Zhou Yiping, former Vice Commissar of the Commiss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Yu Zhengsheng,the son of former Tianjin mayor and minister of the First Machine-Building Ministry Huang Jing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Yu Qiwei).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习近平、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回族)、刘淇、刘云山、刘延东(女)、李长春、李克强、李源潮、吴邦国、汪洋、张高丽、张德江、周永康、胡锦涛、俞正声、贺国强、贾庆林、徐才厚、郭伯雄、温家宝、薄熙来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习近平,政治局常委中的一颗新星,与外国有着良好的关系。美国财长鲍尔森是他的私人朋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国的开国元勋,曾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李克强是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第一批北大学生,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局的25名成员中,接近一半的人有着与习仲勋同样著名的父亲或是岳父。也许共产党领导层认为,这样的”太子党”会对党更为忠诚。所谓 “太子党”指的是高干子弟,包括裙带关系者。在十七大新出炉的中委及候补中委名单,知名的”太子党”将近二十位。

薄熙来的父亲为中共元老薄一波;王歧山的岳父为前副总理姚依林。至于俞正声为前机械工业部俞启威之子;张德江父亲则为济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张志毅。刘延东,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李源潮父亲李干成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太子党”受重用在军中更为明显。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许其亮,空军原副政委许乐夫之子。二炮政委彭小枫,父为抗日将领彭雪枫。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为前军委副主席张震之子。沈阳军区政委张又侠,父为中共第一代上将张宗逊。军科院长刘源,父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总政副主任刘晓江,为前总书记胡耀邦女婿。

另外,根据”远东经济观察”的报导,90%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中国人是高干子弟,那么将最富有中国人的代表选入”商会”领导层也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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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 “官场经济”内外交困 朱镕基主义只得终结The 17th CCP Congress,officialdom-economy dries,Zhurongjism dies?

September 24th, 2007 by kabasa

“十一”前当局下大力气使猪肉等敏感商品的价格回落。据说,发改委曾发通知,要求暂时冻结调价。一定规模的企业,总有相应级别的官员来联系,市委书记总和当地龙头企业的老总是“铁哥们”。“十一”前的聚会,官员和老板们当会讨论稳定物价问题。官员主持跨地区调货,北京超市里出现了一些以前没见到的外地品牌,之前它们是不可能挤进来的。

近几年来一直在涨价。房子价格神速的翻倍,西五环某地的房子两年前5000多,现在新开盘的要价13000。海淀镇,三居室的一室,月租1400。全面比较几年的商品、服务的价格,涨价的比例很大,幅度很猛。大概少有人还期望物价能真正落下来。

十七大之前通货膨胀突出,是中共当局的政策的必然结果。自毛死后,中共特权集团已经演变、扩张成一个总体性利益集团,包括官僚、国企高管、大老板等,总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当然,中国如此之大,其成员也非固定不变,但个别成员的荣辱进退并不影响总体性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分野、对立的格局。

毛的老战士集团对当代世界的了解本来不足,此总体性利益集团就又贪腐又无能。1980年代,邓小平放弃了搞“计划经济”的官僚们,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后来江泽民表面上装的全知全能,实际上初期还是“一边走一边瞧”。到1990年代初,担任副总理、主持经济工作的朱镕基明确了松弛金融政策以冲抵贪污、浪费的坏账,以支撑GDP增长,以低价出口累积美元外汇的策略。

低效、垄断的官僚资本从来和当局就是一体;私人资本既乐于当局的扶植,又摆脱不了当局的管制,所以争着和当局勾结。名义上是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官场经济。国有资本、私人资本都“闷头大发财”了。经济领域既无严格管理又无充分竞争,所以经济的建设性严重不足,而且官僚权贵和大众二元割裂。

经济高消耗、高污染,人力、物力投入和产品、服务的产出比太低。经济失去控制的发展,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污染排放国。70%的中国河流已经不再适合人类使用。在中国超过30%区域出现过酸雨。沙漠正在侵蚀西北地区的城市,北京 地下水埋深下降,不一而足。

“经济发展”使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破产,工业品的价格是“全国性的”,农产品也差不多。如果一些农村的东西便宜,那多半是因为质量问题,是“假冒伪劣”。而种地、养猪、做手工的工资很低。最极端的,听说天津郊区的一对农民夫妇一天干活 20小时,种地、养猪和驴、缝服装,以供孩子上学等开销。养猪业在微利和亏本间波动,最近一波的养猪户破产导致现在供应不足、肉价上升。大众失业远比官方数字严重,天津郊区一些下岗工人一月发100元,女挨到50岁、男挨到55岁后才发养老金。官方不把这些人计入失业者。

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工人几乎没有福利保护,没有敷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大众工资太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日深。长期低工资而无购买力,造成一般产品内需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官僚权贵可以自我放纵。凭借松弛的金融政策和对外低价出口积累巨额美元,近几年,财政收入和官僚、权贵的企业的营业额和收入凭空增加十几倍,官僚、权贵的资金凭空增加十几倍。 地方政府,如广东,常常给合意的企业资助、奖励,包括出口企业,媒体只挑选公布少数个案。所以,即使出口产品没涨价,高管的收入也增加。

为了制止美国经济由于IT泡沫的崩溃而陷入衰退,2001年起美联储连续12次降息,联邦基金利息率由6%下降到1%。低利息大大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宽松金融政策”使美国人能够以超过收入的标准进行消费, 尤其是使用日益增长的房价来作为保障去获取新的贷款。荒谬的次级抵押贷款的服务对象为贷款购房者,而这些人的收入根本难以支付房款,银行只是寄望于房地产价格不断攀,贷款者可以通过卖房偿还贷款。而这些消费依赖于中国等出口国愿意以低价产品换回大量美元,低价产品出口抵消了世界性流动泛滥本来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元为最主要储备货币,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动印钞机。世界经济正处于大量美元的冲击中。全球通货膨胀问题越来越突出, 自2002年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类型资产的价格都在暴涨。持续增长的通货膨胀必然会迫使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修改他们现行的方针。最近“中国制造”的信任危机或意味着西方国家国内经济政策的不得已调整,而“中国制造”的质量控制不够好只是次要的。

巨额美元外汇储备,使中共当局在国际资本体系的持股增加,但兑现却难。无论抛出美元还是买入更多物资,西方监视者都喊叫,“中国发展会导致短缺”,增加猪肉进口都难,更多买入石油、铁矿石等战略物资更是困难。

近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钞票游戏、货币游戏,流动性过剩的游戏。最近股市爆涨,机构推动蓝筹爆涨,A股对H股溢价极高。这不可能是基于经济增长的预期,只是反映了资产估值升高的预期,就是资产方面的通货膨胀。

这种钞票游戏政策,自1990年代的朱镕基以来,不但对中共特权集团成员个人提供了大量好处,GDP增长也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辩词。10多年里,能人朱镕基尚可使这种经济运行保持平衡,使老太子党江泽民民、李鹏代表的利益集团满意。如无松弛的货币政策,资金不断流失,被贪污、浪费掉,经济运行就会发生困难。

朱镕基主义,是中共权贵在内外因素作用下,找到的满足自己利益的途径,而非广泛讨论、对国家发展有益的规划,也是“偶然得来的自由”。其间,无论“雷厉风行” 还是“穷于应付”,都为了中共权贵服务,民众只是工具和看客。朱镕基个人的品行,能为、清廉等,相比于朱镕基主义的实质都不值一提了。

虽然钞票游戏越玩越猛,但官僚权贵和大众的经济的二元割裂可以吸收通货膨胀。官僚权贵圈子的独立运行,一个简单模型,一官僚的服务企业A,一权贵的设备制造厂B,一省委书记情人控制的包括娱乐、绿色食品等项目的会所C。如A给B的设备采购费翻倍,B、C给A的服务使用费翻倍,A、B在C的消费翻倍。同时,增加的收入只分给高管,用于行贿,普通员工工资不加。如此,GDP增加,税收翻倍,官僚权贵的余财翻倍,但大众经济圈仍稳定。使官僚权贵的越来越多的钱和收入增长不多的“老百姓”隔离,并非易事,而且随着规模日增,日益困难,需要更多干才,如朱镕基者。

现在,换届之年,物价猛涨,是中共当局不愿看到的。这是内外因素累积的结果,但也看出温家宝感觉不灵、行动迟缓。

导致问题的社会模式、利益格局,不是体制内某几人能改变的。而且,随着开国领袖的影响日衰、既得利益集团的成熟,后来的中共高层就越来越无力。就像在过去中国的皇朝里见到的,统治集团成员各个贪腐、互相牵制,即使饥民即将造反、游牧民族就要杀来,也只是混下去。“改革”使道德更加沦丧,“原则”让言论空显虚伪。

不可避免的后果是,虽然问题很多,但独裁集团却觉得无人可用。就中共等级集团来说,层间差距太大,上部层级太多,导致中共高层选拔人才的范围也太窄。能进政治局的多是老资格省部级,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看看英国、澳大利亚的首相,多由“厅局级”的人竞选。所以,相对于能把握经济形势、做出微调、使之维继的干才,如朱镕基者,做总理的温家宝的经济领导能力实在值得怀疑。

当前,“官场经济”内外交困,但朱镕基主义如何终结?中共特权集团能找到经济干才,继续使经济扩张、维持政治管制吗?国人对更好的资本主义、台湾的样板的羡慕,会有政治力量来体现吗?欧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批判,对国人来说远在天边吗?

中共开国元老邓小平、陈云等能提拔朱镕基,虽然也在“6.4”事件之后的危难里。现在的中共高层或许更无力作为了,只剩下不真诚的乏味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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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生针对台湾入联公投计划阐明立场的讲话

September 20th, 2007 by kabasa

一个强大和稳健的台湾
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克里斯坦森
在美台商会举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的讲话
2007年9月11日
于安纳波利斯

柯承亨副部长、苏起博士、鲁珀特(Rupert)和其他贵宾们,我很高兴能在今天这一重要会议上讲话。十分感谢诸位的光临,特别是在百忙中远道而来的台湾朋友们。我还要感谢美台商会(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建立了这一会议机制,作为一年一度讨论台湾安全问题的平台。作为国务院的代表,我将在今天上午的讲话中谈及有关台湾安全的总体问题,而由军事专家们来详细论述有关防务战略和军购问题。我的讲话代表美国政府的一致意见。我请诸位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个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在未来的一年中,我们将再次庆祝台湾的民主,我们还将密切注视台湾领导人如何处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中那些往往很困难的情形。他们的行动将成为一个主要因素,决定台湾人民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台湾能否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继续繁荣、以及台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否会因为两岸关系的紧张乃至发生更为可怕的冲突而受到威胁。

鉴于我过一会儿将详细说明的理由,一个使台湾得以繁荣发展的稳定、和平的台海关系事关美国的长久利益。有利于台湾强大和安全的一切,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基于显而易见的道理,也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危及和平与稳定的一切,都会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期待台湾在两岸关系问题上采取一种力量──军事的和经济的──与稳健相结合的策略。当我们看到有关政策偏离这些目标时,我们认为应该为自己也为台湾人民坦率表明我们的意见。

美国关注的由来

我首先想谈一谈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关心台湾的安全以及我们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表达观点的根据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作为一个拥有全球利益和责任的太平洋大国,美国自然关注整个亚洲的和平。由于台湾海峡是一个潜在的冲突导火点,这个地区要求我们始终给予关注。同时,在与台湾人民数十年的亲密友谊中,我们十分钦佩台湾人民在困境中取得的各项成就,我们对他们的民主事业、不遭受打压和繁荣给予特别的关注。一个成功的台湾是东亚乃至更广大地区的一座灯塔。最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在美国国内法律《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中有所规定。简而言之,从战略、道义和法律上来说,美国都必须对台湾及其安全给予不断关注。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在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上也有权发出我们的声音。当然,如何保卫台湾的最终决断属于台湾人民,即通过他们的民主机制得到的表述。我们尊重他们的这一绝对权利。同时,为了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履行我们的法律义务,并支持被视作我们老朋友的人民,我们认为,在台湾安全问题上表明我们的观点,包括我们的真实关切,是正确的做法。由于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应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如何对美国朋友表达的看法作出反应。

在作了这些说明之后,我今天想谈一谈最广义上的台湾安全问题和保持台湾安全的关键因素。我今天的演讲完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台湾对岸中国大陆的快速军事发展以及北京拒绝排除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对台湾构成了军事威胁。美国通过向台北出售防御性武器和保持我们对这种胁迫手段作出反应的单方面能力──如果我国总统作出这种选择的话,我们表明我们不接受任何对台湾的胁迫。行动胜于雄辩,海峡两岸谁也没有理由对美国的期待和美国保卫自己利益的决心置若罔闻。同时,数十年来,我们保卫自己利益的坚定立场也使整个地区受益,为台湾海峡的稳定、海峡两边突飞猛进的繁荣、丰富和日益增强的两岸联系、以及激励了全世界的台湾民主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台湾保持强大和稳健的必要性

如我在讲话一开始时所说,美国认为一个强大和稳健的台湾对台湾人民当前和长远的安全需要至关重要。在力量和稳健上有任何不足都会使台湾易遭不利,危及地区和平,并有可能威胁美国的利益。我来依次谈谈这两个根本因素。

强大的台湾

一个强大的台湾就是一个维持足够的军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能顶住打压的台湾。只要北京知道它无法在国际社会尚未作出反应前迅速制服台湾,威慑就不断在起作用。台湾的繁荣与社会安定当然也是另一个力量的源泉,但军事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有自卫能力的台湾是和平的重要因素。一个强大的台湾可以更有信心地与北京谈判,从而为海峡两岸的和平争取更有效、更持久和更平等的安排。

坦率地说,在数年令人失望的表现后,近来在这方面有了令人高兴的消息。仅从预算角度来说,台北在为防务提供经费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台湾防务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曾一度下降。但即使在那一阶段,其防务费用仍相当可观,比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要高。鉴于是大经济体中的一部分,这些预算为取得某些进展奠定了基础。今年,防务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终于又开始增大。我们对台湾各大政党领导人找到打破障碍的途径表示祝贺。

当然,经费问题只是防务平衡的一部分。台湾还在确立更明智的重点和防卫战略。台湾增加了强化和保持防务的资金,并采纳现代作战原则,利用台湾最重要的实际资产,即其地理位置。台湾及其周边地区构成一个具有天然军事挑战力的环境,明智的防务支出和规划可以保持这种环境。

美国的军售为保持台湾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今天在场的各位对这一主题会有特殊的兴趣。布什政府于2001年批准了一项一揽子军售计划,表明了美国对自己作用的认识。布什政府履行《台湾关系法》规定的决心始终是不容置疑的,但台湾防务的主要问题并非台北是否购买某种具体的武器系统或这种武器系统是否由本土工厂制造或从国外进口。主要问题是台湾总体防务战略的实质和维护持续这一战略的核心能力。针对这项战略的决策也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作出。坦率地说,美国一贯关切的问题是,台湾至今尚未就美国认为台湾应有的安全问题进行持续的基本辩论。我们希望,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期间,台湾人民会要求自己的政治候选人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有理性、有成果的讨论。

同时,我要对台湾执政党和在野党近年来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表示赞赏。在陈总统的领导下,台湾国防部已开始制定更加周密的预算,争取增加防务总体开支。而由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则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审查通过了有关预算,满足了行政部门的大部分开支要求。美国对这些发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有希望的征兆,让我们看到台湾的公共辩论日趋成熟,政治领导人抛弃了那些追究基本爱国立场的具有破坏性的相互指责,一致同意将防务问题置于党派政治之上。最近的这些事件能否变成一种长期的趋势则取决于各政党的领导人,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

稳健的台湾

现在,我想谈谈另一个对台湾安全不可或缺的层面,即以稳健、精明、有效的政治方式对待两岸关系。如果不采取稳健立场,无论台北为防务花费多少开支、防务开支分配有多么合理,台湾的安全还是要受影响。然而,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台北对两岸关系采取稳健立场将减轻台湾军队所承受的压力。

台湾处于一种微妙、而且确实独特的政治地位。两岸问题悬而未决,自然会使很多人焦虑不安,但这是台湾大多数人民都能理解的生活现实。这种共识从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对维持现状的有力和一贯支持中体现出来。

就安全而言,情况基本清楚:只要台湾保持可靠的防卫能力,对台湾福祉的首要威胁是台北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有可能导致的北京动武。美国一直反复表明不容动用武力,我们也反复敦促北京提高军事透明度,停止在台湾对岸的军事集结,并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但我们在极力反对北京动用武力的同时,也严肃对待这一威胁;台北不能不也这样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正因为如此,台湾的安全与避免无谓的挑动行为密不可分。这并不意味着台北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应当或只能处于被动,而是意味着有责任感的台湾领导人必须意识到潜在的中国红线和可能作出的反应,避免不必要的、于事无助的挑动行为。

正是从上述观点出发,美国政府最近对陈水扁政府倡导的某些政策表示关注。我想强调指出,美国同台湾整体关系的亲密与互利一如既往。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友谊根深蒂固,日益深厚。现在出现的分歧只涉及美台关系中的一个相对窄小的方面。但由于这方面直接关系到和平与稳定,这一分歧的重要性很大。

我们尤其表示特别关注的是,陈水扁政府支持就以台湾名称申请加入联合国举行公投。台湾已有很多关于美国立场的说法,其中很多是错误的。请允许我做一些澄清。

美国并不反对公投方式,台湾与其他任何民主体一样有权举行公投。但必须考虑到任何公投的议题和内容。就申请加入联合国举行公投,但不在公投中要求更改名称 ──这样的公投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奇怪无益的──但不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鉴于人人皆知台湾大部分人民都希望看到台北申请加入联合国,鉴于这样的公投不可能增加申请成功的可能性,大家也都会明白支持这样的公投的用意只是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态势。美国会对此作出何种反应是明确的:我们会重申不支持台湾申请加入需要国家资格的国际组织,因而也不支持这样的公投。

与申请加入联合国的一般性公投相比,陈总统所支持的这项公投使我们感到的关注要大得多。确切而言,令我们担心的是更改名称问题。公投草案提出了台湾在国际社会应使用什么名称的问题。而且,很多人可能将此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全民表决。在一个理想世界中,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担心。在各方用语中,我们都用 “台湾”这个名称。国务院、台湾人民、甚至北京政府都用”台湾”。那么,在这种比较正式的政治和法律文件中使用同样的名称又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但明显的现实是,在两岸关系的现实世界中,政治象征事关重大,其分歧可能引起严重紧张局势,甚至引发冲突。陈总统在2000年和2004年承认这类”象征性”问题的重要性,向布什总统和国际社会保证不会提出更改台湾的官方名称,此后也一再重申了这个保证。

正是公投中要更改名称的明显意图使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一个要改变现状的步骤。有人声称,这项公投,即使通过,也不会等于是要更改名称。坦率地说,我们认为这完全是法律教条说法。归根结底,如果具体名称无关紧要,为什么还要把它列入公投草案呢?从一个根本的角度来讲,公投支持者的教条论调让人觉得他们不是在严肃对待台湾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承诺,可以无视台湾最坚定的盟友的安全利益,而且不惜为短期政治收益给台湾人民的安全利益带来风险。我们的根本立场是,这项公投给台湾和美国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也许是巨大的,而且与任何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公投一样,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毫无助益,因此,我们必须强烈反对这项公投。

我?正面反驳指责美国在公投问题上的立场是在干涉台湾民主的言论。我代表美国政府,坚决驳斥这一指控。鉴于美国几十年来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对台湾民主进程的支持,这种指控根本站不住脚。现实情况是,民主体可能而且确实在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世界各地随时都有这种情况发生。此外,如果一个盟友正朝着不明智的方向发展,其他盟友理应提出告诫。鉴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关切,我们在这方面有更大责任。归根结底,台北的行为可能威胁到的不仅是台湾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无力也无权告诉台湾人民应如何行事。但作为朋友,我们感到有义务告诫台湾人民这项公投的内容考虑欠妥,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给糟糕的公共政策提案打上”民主”的旗号并不能使它好起来。令人庆幸的是,如果这项公投照旧举行,我们预料台湾有洞察力、有智慧的人民将能看透言辞背后的真相并作出正确的判断,认识到公投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它在根本上将损害台湾与外界的关系。

除了明显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以外,美国反对公投方案的另一原因是,它对实现所指目标将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它会限制──而不是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与此相反的论点听起来壮烈激昂,但与我们周围的证据相左。我可以以实际经历这样对你们说,因为正是国务院在美国政府内率先努力帮助维护和扩大台湾人民的国际空间。令人懊恼的事实是,台北采取的没有必要的挑动行动为北京限制台湾的空间增加了筹码,并会吓跑可能帮助台湾的那些朋友。

这又是一个要求我们承认严峻事实的方面。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接受北京对台湾的界定,而且,在受激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唤起大量支持,将台北边缘化。当然,台湾人民长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我们绝不是在要他们逆来顺受;我们的立场远非是被动的。但尽管如此,台北需要用明智、周全的方式予以抵制,从而有利于自己具有的优势。正面出击北京的敏感之处注定要失败,最终会导致台北更加远落。举行以台湾为名称的入联公投正是这样一种正面出击,既没有希望改变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实际位置,同时又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并且疏远了可能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的各方。

我要强调指出,我们不愿意公开表示我们与陈水扁政府在这个或任何其他政策上的分歧。台湾是美国长期的朋友,我们不愿意双方在重要的议题上存在分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如果不是在一个长时期内,用传递始终如一的、明确无误的和有权威性的信息的方式而用尽了一切私下机会的话,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里的问题不是误解或缺乏沟通,而是我们认为,这一举措于台湾、于我们都不利,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直接向台湾人民表达我们的观点。

有信心的台湾

在我用这个讲台说明严峻事实的同时,让我提出一个更积极的方面,它虽不常被提及但值被提及:让我打破所谓台湾人民处境孤立或台湾是国际孤儿的迷误。是的,台北只与很少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而且不是联合国成员。然而,现实是:如果台湾没有广泛融入国际社会,它就不可能是现在这样一个第一世界的、民主的和商业的强大力量;它的人民就不可能在全球从事商务旅行和观光,它的民航班机和货轮就不可能穿越全球,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信息技术源头之一。台北也许不能在外设立很多大使馆,但它在全球设有几十个非官方代表处,有专业外交代表办公,代理台湾人民的事务。仅在贸易领域,如果台北不是完全交织在支持国际商务的国际机构的密集网络中,台湾会是经济死水一潭。台北许多最重要的关系虽为非正式,但真正的交流与合作每天每日都在进行。

要证实这点,只需跟踪新闻便可看到,台湾高级官员在不断一批批地访问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方。人们常注重于没有最高层访问,但这类访问在任何关系中都并非频繁。任何人只要留意便可清楚地看到,美台对话就实质和范围而论,是与任何其他中型规模的合作伙伴旗鼓相当的。

我并不是力图淡化台湾人民在国际空间上受到的真实限制,我领会由此导致的沮丧。毕竟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非同寻常。对于台湾民选领导层来说,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一背景下最大程度地促进人民的利益。令人庆幸的是,台湾过去做得十分出色,而当台北很好利用自己的条件时,今后会有多种积极的机遇。

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针对台湾海峡有着一贯的政策。年复一年,不论由两大党中的哪个党组成政府,这项政策不仅为美国人民而且为台湾人民带来巨大好处。如果对于这一点有丝毫怀疑的话,只要想一想距今差不多30年前台湾不再受承认时台湾的情况。今天它生机勃勃的民主以及繁荣的第一世界社会为台湾人民带来了优越得多的生活。作为台湾的一个朋友,作为对其民主与自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持者,美国的地位首屈一指。美国人民有理由为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正确行动感到骄傲。

尽管我们对台湾的支持无庸置疑,但如果我说,美国确定自己的利益并对东亚地区的各种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在座不会有人感到惊奇。因此,所谓美国与北京协调对台政策的说法毫无根据。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协调和合作这类字眼完全不适于用在涉及台湾政策的华盛顿-北京关系中。中国的观点是否对美国的思维有影响?当然有:如果我们不考虑中国的观点,我们就是莽撞行事,台北也一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美国政府各级官员中没有人花任何时间与北京协调我们的对台政策。关于这类协调的谣传很多;但如同许多其他谣传一样,它们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虽然我们与台北有着紧密、友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让台北来界定我们的立场。
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已经表明它反对台湾海峡两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最近几年台湾某些领导人坚称台湾独立是现状,应该得到保护。对此,请让我最明确地说:虽然美国毫无疑问反对中国打压台湾,但我们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那种认为公然主张台湾独立有助于维持现状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论点我们不能接受。根据我上面举出的理由,事实上,我们把这些主张连同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列为绝然不符合台湾人民或美国人最佳利益的无谓挑衅。

请让我通过回到使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的根本议题来结束这次讲话。无论在座各位是陈总统政府中的官员、反对党领袖、美国企业主管、新闻记者、学者、还是美国政府官员,我们都对台湾的安全有着持久关注──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朋友,在一个敏感地区中占有微妙的地位。美国政府相信,一个强大和稳健的台湾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十分重要;在今后台湾人民寻求促进他们利益的岁月里,我们将继续是台湾人民坚贞不渝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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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拉方丹在德国左派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2007年6月16日

September 20th, 2007 by kabasa

尊敬的女士、先生们,亲爱的来宾、朋友们、同志们!   
我知道,你们当中或有人会对“同志”这个词有些看法,但我想指出,实际上是毫无理由,因为《圣经》上的这句名言“你应该爱人如己”本来就得翻译成“你应该爱同志如己”。因此,有位德国名人就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不一定是个基督徒,但一个基督徒却必定是个社会主义者。”这是今天也要向教会里批评我们的那些人传达的信息。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任主席,今天我要当面对大家说,左派党是建立在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之上的!她建立在那些受俾斯麦的社会主义法案迫害人士的传统之上,建立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遇难人士的传统之上,而且,左派党还意识到,他们无论是对前东德当局关押的社会民主党人,或是对联邦德国关押、迫害的共产党人,都有义务去传承其意志。两者属同一回事,因此两方面都要提到。
  (译者按:德国新左派党的来源有二:西德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势力,以及由前东德共产党-社会统一党发展而来的民主社会党。前东德时期,因为视社会民主党为修正主义而加以镇压,同时期,西德的共产党人也遭联邦德国政府取缔。)    
今天我想提及工人运动的三个模范。首先是伟大的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她的遗训是:“自由,始终也是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卡尔·李仆克内西,他以实际付出生命来说明,最艰巨的任务即是反对时代潮流。这方面,有句中国谚语可作为佐证:“只有死鱼才会随波逐流”。卡尔·李仆克内西是个敢于反抗的汉子。他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上,以反对战争贷款,奠定了工人运动反对战争的精神遗产。就此意义,我又联想到一位曾经促使我从事政治活动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维利·勃兰特,以及他的一句名言:“德意志国土上再也不许发动战争!”。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个民主革新党派。伟大的古希腊执政官伯里克利(Perikles)曾说过,民主是一种依据多数人利益来决定事务的政治秩序。按照这个古老的民主定义,我们德国的代议制正处于危机中。无论是退休金、医疗、税收、联邦国防军派驻阿富汗,或就业市场,凡能想象的领域,德国联邦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总是做出与大多数德国人意愿相反的决定。正因为民主出现危机,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一场民主革新!我们德国左派党,愿意提供协助!当我们的代议制处于危机之时,我们更是需要直接参与。在我们对别人指手画脚、或提出全民公决、全民投票要求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把这些要求当作自己的任务。我们这个新党派的路线决定,必须服从党员的意见。直接民主只有从我们自身做起,才能取信于人!  
我们很高兴今天来了许多工会代表。我以工会代言人名义要在此提个问题:“为何多年来德国工会一直在退却?”德国电信公司许多雇员即将面对无耻的减薪要求。5 万员工将排挤到其他公司,还会受到延长工时、减少工资的威胁。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的斗争方式。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推出新的斗争办法,也就是说要效仿法国人。没错,左派党要主张总罢工、主张政治罢工,以作为民主抗争的手段。    
当我提及民主革新时,即意味着,我们必须留意民主政治的核心任务就是权力控制。考虑到我国过去体制上的缺失,就会发现问题在于政治体制中设置的权力控制机制太少。这不只是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甚至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仍是如此。权力控制是当前民主政治的规范,也曾经一度是自由主义的规范。因此,新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之父曾说过:“我们不是要控制经济权力,而是要限制经济权力!”这样一来,就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了。限制经济权力也是左派党的任务。如果经济权力缺少限制,那就必须通过民主办法对其进行控制,否则我们就无法拥有民主社会!因此,我们要提及居西(Gregor Gysi)和毕斯奇(Lothar Bisky)所讲过的话,并给予支持:“那些聘用雇工人数少于10名、营业额少于1000万欧元的300万个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也是经济领域里我们最重要的对话伙伴。在那儿,也存在着剥削和自我剥削,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些小企业。”    
我们这股新力量要求德国的外交政策重新运用国际法。多年以来,全世界包括德国的外交政策的国际法领域,都已经不把国际法当作决策基础。这简直是个耻辱。就像在各个国家内部只有法制才能营造和平一样,国家之间也只有国际法才能带来和平。     
举个例说,一旦联邦最高行政法院作出参加伊拉克战争的裁定,我们就即刻触犯了国际法规定,而如果联邦政府当局对此不去纠正,情况就更加令人无法忍受。民主政治以遵循法律和尊重法制国家为前提。我们认为,世界上的一系列战争也反映了体制问题。因此,我刻意在此宣示追随罗莎·卢森堡、卡尔·李仆克内西、维利·勃兰特的理想,还有那位伟大的法国社会党人杨·饶勒斯(Jean Jaurés),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由于慷慨激昂地维护和平,号召欧洲工人不要互相射击、不要互相征战,因而遭人暗杀。    
杨·饶勒斯这位伟大的社会党人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导致战争,就像是乌云要下雨!”亲爱的同志们,对此我们还要设想,如果让中小学生依据这句话写篇作文,就必须把他们带到中东问题上,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战争为什么会在那里发动?”我们是唯一这么回答的政治力量:“不是为了民主与自由,不是为了要实现人权;而是为了占领资源和销售市场。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说明此事。这就是金融资本主义体制扩充全球的后果。    
西方世界里,特别是德国,还有个尤其让人诟病的情况是:有人说,我们要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可却没有让参与讨论者弄明白恐怖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感到很自豪,左派党在联邦议会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个议题。在今天这个建党的日子,我还要说:“如果不知道恐怖主义究竟是什么,就无法与之作斗争。”如果说:“恐怖主义就是为了政治目的而非法杀人”,那么,就必须制止西方的双重道德标准。因为就此定义,布什、布莱尔和许多其他该对违反国际法、发动战争负责的人,也都是恐怖分子!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扔炸弹的穆斯林是个恐怖分子,一个扔炸弹的基督徒则是为了民主与自由而战”,如果按照这个模式行事,这个世界便无从寻求和平。这种双重道德只会给世界添乱。这就是西方工业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    
我们是个主张社会福利国家的政党。如果要提过去几年国家政策失误导致什么后果的话,那就是,它摧毁了千百万德国人与之认同的社会福利国家。如果有人问及,你们的国家、民族有何值得珍重之处?人们首先会提“社会福利国家”。当前的情况是,几年以来国家政策已经把社会福利国家完全给破坏掉。举例来说,原因之一在于新自由主义的奇谈怪论充斥世界,而且那些互相竞争的党派里,有些人没头没脑地跟着学舌“预防型的社会福利国家”。这是个多么岂有此理的词汇啊!他们把摧毁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严重破坏医疗保险说成是“预防型的社会福利国家”。怎么可能让单单一个词汇就把全体人民推向岐途!“预防型的社会福利国家”要求的应当不是别的,而是足以让人脱贫的养老金!     
这些年来,拿改革来胡作非为的人士所造成的后果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把人们安身立命、预期中老年有所依归的社会福利国家破坏殆尽。他们摧毁的是我们上一世纪所取得的、为此一辈子干活的微薄退休金。许多工人雇员现在得估计到,他们的退休金将使老年陷入贫困。如果要明确责任问题,则不在于哪个批评新自由主义发展的人,而是那些经合发组织(OECD)的高薪职员,他们坐在巴黎16区的高雅办公楼,草拟着永远与己无关的妙方。可确定的是,德国已做到了让其低收入人民领取所有工业国家中最糟的养老金。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事。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或诸如此类的处方,揭示着政界、社会界与新闻界的鼓吹者是如何地误入歧途。原因在于,他们不仔细看看,这究竟对我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因此必须要有左派党这个新力量站出来说:“没错,我们就是要重建社会福利国家!”为此,我们今后几个月、几年,都要斗争,直到退休金制度重新建立为止,使得老年人所得到的退休金,可确保他们安享有尊严的晚年。 
我们要让所有旁观者大吃一惊,我们的党还是个生态革新党。之所以如此,正如毕斯奇(Lothar Bisky)和居西(Gregor Gysi)昨天所说的,我们是唯一提出体制问题的政党。具体言之,一个仅仅以多消费、提高营业额、利润增长为导向的体制,是无法解决生态问题的。因此, “生态市场经济”的绿色方案不过是块画饼。这是不对的,环保问题涉及的是体制问题。这点,我们左派党很知道,而其他党派则不知道。    
生态问题始终牵连社会问题。这也与我此前所讲到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石油战争和天然气战争正在中东进行着。    
我现在谈的是社会问题。自从能源市场开放后,或者,不论采用什么措词取代“开放”,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在取得的结果是些垄断诈骗集团。因此,我们要求电网国有化,要求国家调控能源市场价格。我们左派党的立场是与新自由主义及私有化狂想相对立的。    
过去几年我们亲眼看到,在“私有化”、“取消管制”这几个标签下,越来越多的地方电厂和天然气站抛售给大型康采恩了。所以我们要说:“我们的党主张能源供应重归地方所有,理由是,反集中符合生态原则。”在此,请允许我向一位来宾,鲁迪格·萨格尔(Rüdiger Sagel)致意。迄今为止,他一直是北威州议会的绿党议员和财政发言人,但却因为绿党背离了自己的生态原则和社会原则而退党。大家热烈欢迎鲁迪格·萨格尔!我们邀请您与我们共事。我们是个开放的左派党!我们要把生态问题放在新左派党的日程表上!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需要有人并肩作战。    
我们也是个主张全球化要带有人性的党派。对于全球化的堕落,我们可提出解答。大家知道,全球化最需要的就是那些必须让经济过程屈服的社会规则。我们无法容忍的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运作,而各国却无法制止和约束其勾当。    
我们都知道,该情况也会对社会内部造成影响,因此我要说:“我们要参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建构,支持南美洲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验。他们将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希望!”    
如果说,南美洲国家的能源、电信和能源网络得以社会化,那就是个正确的做法。只要国家和社会能够自行决定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就会拥有更多的民主;在我们看来,让美国的大康采恩去规划一切并囊括所有利益,不是民主。据我所知,许多人都认为查维斯(Hugo Chavez)是个南美洲社会主义英雄。但我也想说,在我看来,莫拉莱斯(Evo Morales)如果不是个同样重要人物的话,可能更重要。他全然是个象征代表,在一个被剥削、被征服的大洲上,第一次有个印第安人成为国家总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国家把能源国有化。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莫拉莱斯再次把印第安语规定为玻利维亚的官方语言。在我看来,这是这位印第安总统最有意义的决定,影响深远。    
我们还有工作要做,从调整汇率,到管制资本流通,到铲除逃税绿洲,我们还要不断提出自己的想法。左派党能够提供的办法永无止境,远者还包括托宾税(译者按:外汇交易税)。没错,我们要同那些批评全球化、希望全球化变得带有人性的人士结为盟友。就此意义,我要问候一位老朋友,过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爱德贝特·里希特(Edelbert Richter)。长期以来,他和我一起有计划地拟议本世界全球化的建构原则。大家热烈欢迎爱德贝特·里希特加入我们的新左派党!    
八国峰会以及人们对此峰会的反应,已经成为一桩重大事件。很令人高兴的是,聚集在那儿的人群里,有许多我们的人,而且大家都把我们当作对话伙伴。对我来说,这是这次峰会抗议活动至关重要的事。我要感谢所有为此作出贡献的人。此外,就党派竞争的意义,我还感到高兴的是,当绿党主席想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时,她却遭聚集的人群喝倒彩,因为他们说:“谁支持战争,谁就不能率领我们”。这是对的,这点必须要讲清楚。(译者按:绿党作为联合政府执政党之一,曾于1999年支持北约组织攻击前南斯拉夫)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显然要令很多期待左派党一筹莫展的人士失望。我们尽管理解他们的期待,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失望,这是因为我们不能让 2005年大选给予我们组建新左派党任务的410万选民失望。要是我们不完成此任务,我们就愧对历史!来自世界与欧洲各地的大批来宾说明,全世界都关注着我们这场德国实验。因为,他们至少知道,德国即是工人运动的摇篮。我的朋友法斯托·贝提诺提(Fausto Bertinotti)刚才又对我提及,继欧洲左派也陷入危机之后,人们观望着德国,紧紧张张地观望,想看看新左派党有何作为。我们的责任重大。此外,就我们的历史任务方面,我想提点一再为舆论界遗忘的事。在议会和政治生活里,我们是个使长年不去投票的人们再度获得希望的政党。因为他们表示,反正议会总是作出对我们不利的决定,根本就不值得去参加投票。没有我们的存在,德国右翼就更加强大。这就是新左派党的历史任务。    
亲爱的朋友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重大。我们能够变得更强大,但是我们不希望为了自身愿望而变得更强大。鉴于百年来工人运动内部的组织变化,我也想再次说明,组织、工会和党派,自身从来就不是目标。它们一直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让那些弱势者,那些必须团结在一起的人,那些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做成一点事情的人,能够有个声音。基于此,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强大!我们邀请所有想参与重建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一道参与。没错,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由取代社会主义”,只有 “自由与社会主义并存”,更好的提法则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自由”。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模式,我们才聚集在一起!    
亲爱的朋友们,鉴于我们的许多迷茫及过错,我要提出一点:“如果我们知悉德国很多人表示,上头反正为所欲为,根本就不值得去投票,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出对策,我们要建议实施直接民主、工会成员参与企业决策、总罢工等等。但是我们提出的对策必须取信于人。取信于人是件最难的事。大家要尝试各种办法,克服一切不可避免的过错和迷失,让诚信成为新左派党的标签。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同意,允许我引用一位十月革命诗人,马雅科夫斯基(Majakowskis)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他说,我们只有“不憋着嗓子、放声歌唱”的时候,才会取信于人。就此意义,我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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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托·贝尔蒂诺蒂访谈 欧洲左翼党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September 18th, 2007 by kabasa

2005年12月

记者:您如何看待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现代资本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什么?

贝尔蒂诺蒂: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格局的主要特点是两大阵营的对峙以及第三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相当长时间里,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一些民族国家的解放斗争,如中国革命、古巴的卡斯特罗革命以及反殖民斗争等。这些革命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们都是反资本主义的;二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预示不同,它们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在贫穷国家爆发。当然,这些国家发生革命的同时,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欧洲也发生了革命,工人通过斗争在争取权利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并实现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历史性妥协,建立了福利体制。这一历史阶段结束后,欧洲又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斗争,新一代的工人斗争又提出进一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生活的要求。但斗争未能成功。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与上个世纪人类战胜法西斯后的世界完全不同,与当初一系列重大革命取得胜利后所建立的世界也不相同。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它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事件:一是苏东体制的垮台,一是资本主义全球化。

记者:全球化使世界各国政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您是怎么看待全球化的?它的前景如何?

贝尔蒂诺蒂:如果当今世界真的实现一体化的话,从政治和社会角度来说都不是中性的问题,而是存在着统治力量。经济领域的统治力量是市场,政治领域的统治力量则是帝国主义。这双重统治会覆盖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经济领域。世界联合的中心内容是增进经济竞争力,在联合的进程中由于资本主义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生产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进行生产活动,因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资本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此,全球化一方面使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实现,同时带来了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和体制革新,使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财富积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全世界都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科学技术成果。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公正和文明危机,它表现在经济体之间、国家之间甚至民族国家内部。那些因为历史原因造成劳动力工资及社会福利等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在竞争中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能力越来越小,工人对经济的干预权利也越来越小,因此工人状况会越来越差。于是出现了如何更好地保护人人都应享有的人权、自由和工会权利等问题。

政治领域。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经济竞争变得无法控制,于是那些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主体竭力控制全球的战略性资源,布什“先发制人”战略的目的正是如此。因此全球化条件下对资源的竞争必然会带来战争。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国际经济中不断产生新的主体。全世界在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经济地震后,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出现了权力的重新组合,在国际市场的高度一体化中也出现了以帝国主义美国为核心的单极权力。当然美国的权力并不是稳定的,它也会受到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因此为了防止和减少震荡,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技术权力,就像宗教有自己的教堂和信仰一样,资本主义经济也有自己的教堂和信仰,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拥有极大的、为现代资本主义服务的权力,并起到了保障资本主义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的作用。当然它们本身也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如近日在香港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贫穷国家与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表明世贸组织也正在走向危机。

记者:作为欧洲共产党人,您如何看待苏东体制的垮台?

贝尔蒂诺蒂:苏东政权的垮台,不仅对制度垮台国家本身造成了深刻影响,而且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对全世界工人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历了这次垮台之后,任何人都不能再以原来的方式思考问题了。苏东垮台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来自于资本主义方面的,也有来自苏东国家本身的错误,但重要的一点是对权力的概念。这种权力尽管表面上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但归根到底,是专制的产物。它不仅涉及到政治民主,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组织形式等问题,比如工人自主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自由的权利、工会与企业领导关系以及自由和平等等问题。

历史本身也在创造历史,从十月革命到苏维埃政权成立,再到苏联垮台,这段历史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从苏联经历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对他个人崇拜或错误的否定,而且也是对一种权力体制的批判,苏联那种中央集权和垂直的组织形式阻碍了人民的参与,是错误的权力理念。

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工人运动中曾出现过两种不同观点。在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今天,您对此如何评价?

贝尔蒂诺蒂:一战后,国际工人运动中曾出现过两种立场。一种是社会民主党与参战的帝国主义力量站在一条线上,这本身就是一次背叛。另一种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这种做法应该是正确的。但随着对世界的了解和理解,当时后者的做法也并不是没有错误。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卢森堡曾对苏联建设方式表示过担忧甚至提出过批评,当时并未得到重视,但现在看来是有根据的。

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精神,是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理想;而错误的观点却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走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路。因此我们才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这么提并不是因为没有目标。伯恩施坦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是错误的,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中心任务是运动”、“共产主义就是打破现有制度”的观点却是正确的。从这些理论观点出发,我们进行了探索尝试,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虚的,而是与现在正在做和想要做的是相关联的,只是所处条件不同罢了。

记者:不久前,欧洲左翼党在雅典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您当选为该党主席。请您介绍一下欧洲左翼党成立的原因。

贝尔蒂诺蒂:2005年10月底欧洲左翼党成立大会在雅典召开。它的成立为不同国家、不同左翼政党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桥梁,是新世纪欧洲左翼的一个新生事物,是欧洲反战、反新自由主义、反压制民主的左翼力量的大联合。欧洲左翼党不是对20世纪90年代政治斗争的单纯继承和延续,而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目的是重新唤起欧洲左翼运动。该党成立的最大目标就是为欧洲年轻人提出一个未来的希望。欧洲左翼党成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洲出现了政治危机。在欧洲的这场危机中,民族、宗教和贫穷等原因都可能会成为引发内战的导火索,引发这些危机的真正原因与其说是对物质的需要,不如说是对前途和未来的需求。具体表现是,近20年来欧洲政治已远离人民的日常生活,老百姓对于政治的热情和信任度逐步下降。欧洲开展的各种运动和群众抗议,与大的左翼政党尤其是社会党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不久前,欧洲中心城市巴黎郊区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个极端但并不孤立的现象,这种反抗包括了民众与权力之间的斗争,它重新唤起了一度消失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但此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只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后裔。

二、欧洲工人阶级的权利受到削弱。目前欧洲盛行的说法是,“欧洲要增加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就必须降低成本”,因此,欧洲各国政府都在或多或少地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都在试图改变或取消欧洲工人通过多年斗争取得的社会福利成果。另外,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已成为欧洲左翼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与二战后欧洲政治力量相比不同的是,共产党被边缘化。苏东剧变及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上述两种状况,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用新事物加以改变。

三、欧洲应担负起争取世界和平的重任。战争与恐怖主义一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和平一直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当今世界和平面临威胁的主要原因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有人企图在世界各种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欧洲应争取和平,应成为不同文明交流的桥梁;但今天的欧洲并没有真正担负起这个责任,因此承担起这一责任就成了欧洲左翼当前的首要任务。但左翼如果仅在一个国家内开展运动,其效果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全世界范围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统治世界的金融经贸机构也是全球性的,资本的流动和管理也不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和平运动要想取得成果会受这些情况的制约。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欧洲一体化中希望将欧洲、欧盟建成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市场在欧洲一体化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欧洲左翼要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必须把欧洲的左翼力量组织起来。

四、新兴运动的发展为欧洲左翼提供了新的斗争平台。反全球化运动虽发源于西雅图,却在欧洲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了新的运动——争取和平、反战、反破坏环境、珍惜生命等运动。这些新兴运动的产生改变了欧洲的民主政治,使欧洲出现了新的斗争主体和斗争形式,它们提出了建立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因为民主参与、建立一种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等一些经验已经体现出了这种现实性和可能性,为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们逐步加入这些斗争并成为斗争的主体。如影响力曾一度下降的工会,通过参与这些运动唤发了青春,力量又有所加强。

五、希望建设一个新欧洲。欧洲许多左翼人士希望能通过一个欧洲层面的左翼政党,为建立一个不同于现在经济社会模式的、新的欧洲做出自己的贡献。欧洲拥有大量居民和巨大的市场,完全可以建设一个不隶属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欧洲,一个能够防止自身与新兴国家竞争的欧洲,一个自主的、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反战、反恐以及在不同民族之间对话方面发挥自己重要作用的欧洲。在这个进程中,许多左翼政党正在努力革新自己的政治理念,为欧洲左翼斗争和运动开创自己新的道路,使欧洲在世界各地斗争中重新成为主角。它们的设想是:首先,为劳动者及所有公民争取新的权利,中心内容是恢复劳动的价值。因为财富的创造者在全球化进程中受伤害最深。其次,保护环境已经远远不够了,应把环境视为创造财富和发展的资源。再次,人的自由、民主和权利应成为新的社会模式中最基本的内容,在科技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应考虑如何进一步发挥每个人的智慧。最后,要重新发挥经济和计划的作用。

六、欧洲各国共产党选择的不同道路。欧洲共产党目前选择的道路归结起来有三种:第一种是等待更好的时机。这是比较正统的做法,一些在经历了苏东剧变后生存下来的小党,虽然高举共产党的旗帜,但它们主要是寄希望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得到蓬勃发展。这条道路可以使它们保持部分力量,但很难真正得到更大发展。第二种是利用欧洲民主危机的机会,在欧洲内部开展活动,逐步抛弃旧的原则,加入欧洲民主主义行列,这种道路目前没有任何成功经验。第三种是欧洲左翼选择的道路,这是一条联合发展的道路。欧洲左翼进步力量只有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开展共同斗争,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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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贷危机恐慌 亚太股市大幅下挫

September 18th, 2007 by kabasa

2007-09-18

由于英国房贷银行Northern Rock再度受到储户挤兑,美国金融公司E*Trade Financial Corp.和Bank of America Corp.也表示次级房贷危机已伤害其获利,信贷危机的恐慌再度蔓延,亚太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主要股指均出现大幅下挫,金融股再度遭受重创。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日本股市周二大幅下挫,日经指数收盘大跌325.62点或2.02%,报15801.80点,为一周来最大跌幅,全球信贷疑虑升高,令金融股受创。大型银行股跌势惨重,瑞穗金融集团跌至两年低点,Credia成为第一家垮台的上市消费放款公司后,投资人抛售金融股。 

  韩国股市周二收挫1.8%,报1838.61点,亦创一周最大跌幅,受信贷市场风波持续不断影响,乐金飞利浦等出口股及国民银行等银行股走跌。乐金飞利浦重挫6.8%,至38600韩元,国民银行下跌1.4%,至72500韩元。 

  澳洲股市周二收低1.3%,澳洲指标S&P/ASX200指数跌78.9点,收于6192.5点的一周收盘低位,盘中最大跌幅一度达到1.7%,澳洲国民银行等金融类股领跌大盘。 

  英国抵押贷款银行Northern Rock PLC出现挤兑潮,股价周一再度大跌35%,上周五跌幅亦高达31%。尽管英国财政大臣Alistair Darling表示,保证Northern Rock的所有存款皆可支付,但市场仍担心英国其它银行会出现新的问题。

  网络券商E*Trade Financial宣布退出房贷业务,将停止向第三方购买房贷相关产品,并在未来四季提列2.45亿美元以弥补相关损失。另外,公司180多亿美元的证券投资组合,也将提列1亿美元的费用来备抵损失。公司并将2007年每股获利预估由1.53-1.67美元调降1.05-1.15美元。盘后交易股价重挫 6%。

  Bank of America财务长表示,杠杆金融、次级房贷、和商业本票出现“前所未见的失序”,已影响到其“交易营收”,获利也遭受“显著的冲击”。公司上个月还为其房贷投资组合辩护,现在也坦承这些放款将亏损。

  此外,周一稍早,俄亥俄州最大银行National City Corp.也预期房贷业务将损失1.6亿美元。雷曼则将裁员逾2000人,并缩编房贷放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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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 no to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北京奥运 我不支持!

September 14th, 2007 by kabasa

反对奥运会的过度政治化
反对锦标主义
反对个人利益为之做出牺牲
反对对反对声音的限制

No excessive politicization
No gold medal mania
No sacrifice personal interests for the games
No limit voices of opposition

http://www.thepetitionsite.com/4/boycott-the-2008-beijing-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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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 自由民主须是两岸共同语言Ma Ying-jeou wow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ptember 14th, 2007 by kabasa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在“六四天安门事件”18周年投书报社,呼吁自由民主必须是两岸共同语 言。

马英九在投书内容中指出,18年前的6月4日,中国大陆政府以武力血腥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让它十几年来试图建立的改革开放形像毁于一旦,18年后的今天,也正是中国将主办奥运的前一年,他希望中国在国力提升、重建国际形象之际,也能加速民主开放,再启海峡两岸的对话契机。

马英九也借文章呼吁台湾人民,身为台湾人,绝对不应妄自菲薄,台湾不但不应畏惧与中国大陆接触交流,反而应 支持全面扩大交流,因为扩大交流不仅有利于台湾经济,也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发展,可以创造新的“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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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立皇孙毛新宇即大位Mao Xinyu ascend the throng!

September 14th, 2007 by kabasa

皇权体制,权利血亲继承,皇孙毛新宇是皇帝毛泽东的最近后代。

皇权体制,权利只有一脉传承。皇族世人皆知,万目共仰,促其正治。世袭特权,皇族思虑长远,而不一朝用权。

一个诚实的威权体制比当前虚伪的乱局好,更能建设性的在一定时间里重整国民精神。

毛新宇,博通经史,言语间有大志、大略,足可当任!

http://xiong.group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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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飞涨 温家宝引咎辞职Wen Jiabao resign for inflation!

September 14th, 2007 by kabasa

最近通货膨胀上升和基本食品,如猪肉,食用油,方便面和大米等价格上涨。在不计入疯狂上涨的大宗消费品房屋价格的情况下,官方公布的七月CPI高达5.6%,创近十年来单月新高。实地调查可发现, 轮番涨价和全面涨价的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发生。

经济的建设性严重不足,而且官僚权贵和大众二元割裂。经济失去控制的发展,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污染排放国。70%的中国河流已经不再适合人类使用。每周有一家新的高污染的火力发电厂在中国大陆投入运营。已经恶劣的环境变得愈加糟糕, 在中国超过30%区域出现过酸雨。

2008 年奥运会在即,但许多人为了极其低的工资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甚至更多,而且工厂的工作条件极不安全大众失业严重。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没有真正的工会和民主权利,工人阶级几乎没有福利保护,没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大众工资太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日深。长期低工资而无购买力,造成一般产品内需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官僚权贵可以自我放纵。凭借松弛的金融政策和对外低价出口积累巨额美圆,近几年,财政收入和官僚、权贵的企业的营业额和收入凭空增加十几倍,官僚、权贵的资金凭空增加十几倍。

近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钞票游戏、货币游戏,流动性过剩的游戏。最近股市爆涨,机构推动蓝筹爆涨,A股对H股溢价极高。这不可能是基于经济增长的预期,只是反映了资产估值升高的预期,就是资产方面的通货膨胀。如何把资产方面的通货膨胀和普通商品的涨价隔离,是有难度的走钢丝。

这种钞票游戏政策,始自1900年代的朱镕基,但朱镕基尚可保持平衡。换届之年,物价飞涨,温家宝的经济领导能力实在值得怀疑。无论对民众来说还是对中共特权集团,撤掉俗吏温家宝,换上经济干才,都是有利之事!

但中共特权集团,各个贪腐,互相卖好,不可能问责,即使崩盘也要混下去。无论如何,民众要表达不信任,呼吁温家宝引咎辞职!

http://www.petitionspot.com/petitions/WenJiabaor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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